作为一部反映中国现实题材的作品，《流动的花朵》将目光投向了外来民工子女的生活，建立“家庭”与“学校”的双线结构，调取主人公王弟的第一人称视角，作者谋篇布局触及了少年小说中的多种主题：作为现实存在的教育，尤其是教育公平问题；作为年轻的孩子所必然经历的成长；社会对孩子的关注，来自学校与家庭的关爱、感动与希望。
作者不仅展示了少年成长的现实一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发现存在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来自故事中的少年：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在比赛中给予外地生名次是合理的吗？这会不会演变成另外一种同情？而不给予又是合理的吗？外界的声音又岂非抱怨裁决的不公？哪怕为外地生准备更好的教学资源，将他们与本地生分班管理依然是公平的吗？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又是适当的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对弱势额外的提醒？我们发现，不止少年，故事中的成人也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不知道哪种程度的关爱是恰当的。因为公平不被相信，外地生的身份标识牢固地粘着在成人与孩子的世界里。
当故事中的人物，甚至是我们自己以“本地生”和“外地生”来界定身份时，词语就已经裹挟了我们的个性，个体被地区限定，你一定等于你的故乡，此外再无其他。因此外地生一定会乱丢纸屑，因为他的故乡本就脏乱；外地生也一定言谈粗鲁，因为昔时今日，他的故乡都布满了暴力。
对王弟这样的少年群体来说，外地民工子女也好，换了一个称呼的新市民子女也好，都不能避免他们成为本地生眼中的“他者”。在故事里，他者的来由是一道凭空出现的高墙，哪怕有家境阔绰的本地生左伟愿真诚与他们为友，身份的异己感与自我认同的混乱感也依然强烈地阻挠他们的内心。他们一方面激烈地与外在的声音对抗，辩驳加之于身的成见：为什么外界所认为的优秀总是本地生？为什么出现丢纸屑这样的行为总被认定是外地生做的？可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着外界对他们身份的认定：他们会在遇到困难时坦言自己来自农村，以弱势换取保护，也愿意在此时接受来自这个城市的帮助——一张五元的纸币，足够他们坐一趟明亮的地铁，满足自己的小小心愿。
在关注儿童心理的人们眼里，这样的复杂矛盾会被当作是少年的真实内心，可当孩子们体验内心的混沌不明时，成人世界却开始要求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看到一个和长袜子皮皮一样的刘端端，整天语出惊人，吓坏身边的小伙伴和老师，还公然在课堂上“为难”老师，表示兔子也可以有两个脑袋。孩子发出天真的反问，奇思妙想挑战着外在世界的权威，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对孩子的调皮天性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被拆了台的老师们当然觉得没面子，皮皮和端端的老师都一样生气。不同的是，在皮皮的故事里，孩子是他们自己世界的捍卫者，天真与错误、成功与失败同样值得被守护，而端端的故事却最终演变成一场成人与儿童，乃至儿童与儿童间相互妥协的闹剧。
为什么我们急于规训孩子们的“格格不入”？这是否说明，我们依然对孩子内心的混沌无序束手无策？作者在自序中说，“孩子的成长是心智感情的慢慢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爱，因为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很多困境会在孩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那么，给予孩子怎样的关爱是适当的呢？我们要如何确定，成人对孩子诘问的无力，不是因为我们内心同样的混沌无序？成人以爱之名驱退孩子心中的阴影，不是因为成人被自己的恐惧压倒，希望孩子表现出坚强勇敢，希望我们共享的世界从此风平浪静，再无凶险波澜？我们又应当如何使用手中“爱”的权利，使孩子免于另一种形式的规训？
我们已经看到，王弟在几次挫折时得到家庭的关爱，王弟感动却不见快乐，因为这些关爱均以亲人的无偿“牺牲”为代价。对孩子来说，这样的爱变成了肩上的累累重负。姐姐为他借到了校服，却摔伤了自己的脚；母亲为他赚来校车接送费，却累得病重住院……
作者在后记中提供了关于外来民工子女生活的丰富细节，阅读这些细节是迷人的瞬间，它们使远离这些生活琐碎的读者愿意相信，我们确实借此看见了一部分的现实，也许确有这样的家庭与更抽象意义上的苦难存在。可是，如果我们承认这就是现实的全部，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无可动摇的世界，如果爱与感动被迫在故事自身走投无路之时变成万能的药剂，质疑与反问的精神不再生成，我们为真正平等所做的努力就只能继续是一场又一场来去无踪的泡影。我们最终会知道，那些我们所认为的美好品质，坚强与勇敢、宽容与爱护，都必须来自于孩子对他们自己的承诺，而非爱与责的重负。因为如果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动探寻，如果他们不曾真正握有自己的生活，再好的美德都将是无用之物。（张婷婷）